深度 | 地礦單位海外礦產勘查為什么會血本無歸?
2019-11-05 09:36 來源:中國礦業報 編輯:礦材網

 也許你不知道,其實除了部分小礦種和煤礦以外,我國礦產資源稟賦存在缺陷。雖然不少礦種看起來資源量不少,但要把它們變成礦產品,缺乏市場的競爭力,呆礦比例高。其次,由于勘查區居民環境意識不斷提高,地方政府對礦業收入的依存度降低,大量礙綠礦權,縮小了找礦的范圍,國內礦產勘查投資環境日趨收緊。再次,我國有全球最大的找礦勘查隊伍,有限的可供找礦的區域已容納不下這么大的找礦力量,礦產勘查產能過剩。當前,國家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我國的礦產勘查也必須積極融入全球的礦產勘查市場, “這些年來,境外礦產勘查失利遠多于成功。”劉益康進一步分析了境外勘查失利的原因:一是找不到礦的自然風險;二是評價指標的經濟風險,按照國內的一般工業指標開展勘查,其預可研結果根本不經濟,不可開發,這成為境外礦產勘查的最常見的敗局;三是環境社區法律政治風險,因環保、社區、法律、政治因素,或不可開發,或礦權權益丟失,常使地勘企業扼腕嘆息,其根本原因是立項的盡職調查不到位,或文化習俗差異處置不當。


 據劉益康介紹,我國境外礦產勘查起步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對越南的鉻砂礦和阿爾巴尼亞銅鋅礦的勘查。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澳大利亞、秘魯、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也有一些零星的工作。


 我國地勘單位大規模境外礦產勘查始于本世紀,包括境外礦產風險勘查基金,與企業合作的境外礦產勘查,在境外上市初級勘查公司運作,地勘單位自有資金投入等。


 1994年~1997年和2004年~2007年,我國曾掀起了國外勘查公司投資礦產勘查的熱潮。在中國投資的國外勘查公司,最多時達百家,但大多鎩羽而歸。其失敗的重要因素,除了全球勘查市場起伏,國內勘查投資條件劣化等因素外,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對中國礦產勘查市場、商業文化和運作規則等“水土不服”。


 劉益康表示,在不同國家地區、不同歷史文化、不同商業習慣、不同運作理念下,要達到境外勘查的目的,有著不同的路徑。而就目前掌握的信息來看,國內企業在境外礦產勘查投資和運作成功率很低。其原因從思維方式、運作模式、商業理念等方面總結,主要有九個方面問題。


 第一,境外勘查投資決策一個常見的誤區是,找礦潛力占的權重過大,對其他因素考慮不夠。地勘企業習慣于按國內做項目的程序運作,按照規劃立項、申請資金、設計審批、勘查實施、提交成果、報告驗收的固定套路前行。即使對地質因素,他們也往往局限于對地層構造條件、巖漿活動、變質作用、礦化顯示、物化探異常等一般性判斷。而對選區是否位于勘查開發的熱點區帶,目標礦床是否為重要的礦床工業類型,是否有明顯的富礦顯示,則關注不夠。勘查投資要有商業經營理念,遠視礦產開發,融入國際礦產勘查的商圈和資本市場,研究經營風險,預設礦產勘查贏利的途徑。在境外礦產勘查中,除找礦潛力是投資決策的首要條件外,還要做全面的盡職調查。如果盡職調查概念化,不專業,不到位,做表面文章,那么就會導致在千變萬化的國外環境中缺乏應對措施和預案,最終失利。


 第二,評價礦床的視角發生偏差是普遍性問題。境外勘查企業普遍以國內的礦床工業指標要求圈定礦床,只重視礦床的大中小,從而忽視礦床平均品位,忽視經濟概略性研究,缺乏具體國家、具體環境的論證。


 第三,不了解大宗礦產勘查開發形勢。我國對大宗礦產品的巨大需求,引發了境外鐵礦石、鉀鹽、鋁土礦找礦的熱潮。但這些低值的大宗礦產品,必須要有鐵路、深水港口等基礎設施的物流條件支撐,才能得以開發;或礦床的品位、規模足以支撐新的基礎設施建設成本,才能決定開發。事實上,境外許多大宗礦產的礦床是早已發現了的,只要有市場需求,即可投入預可研,加密鉆探,開展選冶試驗,計算儲量。因此,在境外礦產勘查市場,找礦投資幾乎沒有大宗礦產的份額。


 第四,對原住民、NGO、政府作用的誤判,是境外勘查失利的又一原因。境外礦產勘查企業常常過分重視政府的作用,而低估甚至忽視協會、工會和其他非政府組織的作用。在發達國家,地方政府的推動作用十分有限;而取得原住民社區對礦產勘查的支持,是境外礦產勘查中的一個大難題。環境問題是和原住民、NGO、政府打交道的核心話題。環境保護支出,已成為境外礦產勘查的一道高門檻。礦產勘查是礦業開發環境保護的形象大使。但境外礦產勘查的環保問題,在我國企業內還未引起足夠重視,還處于啟蒙階段。


 第五,境外礦產勘查投資,面對資源潛力大、品位高、價格便宜的好項目,要多問幾個為什么,要多挖掘“好項目”背后的隱情。例如,國外合作方是否刻意隱瞞因環保事故被法院已裁定的巨額賠償,從而避免造成勘查投資失誤。


 第六,境外礦產勘查與開發脫節現象比較普遍,不能一味追求找大礦的結果,在還沒有搞清開發條件時,就大力推進勘查。在我國計劃經濟時代,勘查與開發的銜接,是通過地礦系統與各工業部門的協同配合來完成的。隨著工業部門的撤銷,勘查逐漸市場化,若還是財政出資勘查,必然會形成礦產勘查單打獨斗的局面。而在境外勘查,這種脫節現象就更加凸顯。


 第七,被過多的探礦權拖累,是境外礦產勘查應當反思的又一個問題。要慎重地將境外探礦權數量多少、總面積大小看成企業資產、實力和工作業績的重要標志。在境外,維護探礦權是要花很大代價的。在有的國家探礦權管理中,對探礦權的使用費和勘查投入要求逐年快速上漲,探礦權逐年按比例退回,并要求按時間節點提交年度地質報告。如果探礦權過多,所占礦權與公司資金技術和管理實力不匹配,將最終導致境外勘查資金趨緊,困境更加凸顯。


 第八,地勘單位實施境外礦產勘查時,習慣按國內的方式運作,集投資商、運營商、承包商于一身,這種思路不是一個適合境外勘查經營的選擇,犧牲了效率,分散了技術和管理團隊的精力,影響了找礦的效果。境外勘探公司精力要集中在找礦上,只確定勘查方案。而勘查場地征地、平整、鉆探、編錄、化驗、報告編寫、環境恢復,以及預可行性研究等,完全可以承包給當地公司,以提高境外礦產勘查的效率。


 第九,境外礦產勘查在選擇合作對象上,未能審慎地選擇境外勘查合作者,難于判識各類資料的真實性,為投資和項目運作埋下了隱患。在可能的條件下,最好選擇上市初級勘查公司為投資和運作對象。初級勘查公司經過多年工作,不斷登記或購得探礦權,同時通過勘查工作,陸續放棄潛力有限的探礦權,從而控制了相對優質的探礦權區,地質資料的真實性和代表性受到證券市場監控,相對可靠,降低了風險。以此為依托,還可進一步在風險資本市場上籌資,并獲得一個勘查投入的退出通道,不必等到礦產開發才收獲勘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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